立足国家战略引领、学科范式演进与产业生态变革的三重驱动，本文尝试构建以“

　　在技术浪潮与社会转型的驱动下，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正经历全方位重构。作为其重要分支的广播电视学专业，也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深刻冲击。数字媒体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危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更从结构上重塑了视听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全链条。在此趋势下，广播电视教育向视听传播教育的转型，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方向。[1]

　　近年来，多所高等院校将广播电视系更名为视听传播系，裁撤或调整广播电视学专业设置，并在学科布局中强化视听传播的人才培养方向。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全国有43个广播电视学本科专业被撤销。[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新形势下视听传播实践紧密关联的网络与新媒体、国际新闻与传播等专业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仅2025年，全国就新增23个网络与新媒体本科专业和7个国际新闻与传播本科专业。[3]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视听传播既是舆论引领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场域，也是科技创新落地与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体。锚定数字时代的新坐标，原有的广播电视人才培养模式亟须进行系统性改革，以推动视听传播教育更好地承担时代使命、回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当前，视听传播教育正成为新闻传播学科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一方面，在媒介发展的新语境下，视听传播在专业领域中的地位持续提升。相较于传统媒体，数字媒体并非单一技术或平台的延伸，而是以互联网为核心，深度融合视听语言与数智技术，并充分体现移动化、个性化、交互性和沉浸式特征的新型传播生态。短视频、直播、移动音频、流媒体等数字视听形态已深度融入新闻传播教学与实践的各环节。推动视听传播教育的转型与深化，既是新闻传播教育回应技术迭代与业态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整体提升新闻传播学科适应性、强化高素质自主人才培养质量的内在要求。

　　另一方面，我国新闻传播学自创立以来，始终秉持“经世致用”的学科传统，探索发展而来的育人体系呈现鲜明的实践导向。随着从“图像转向”到“视频转向”的演进，以及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视听化已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主流形态。具备强社会连接属性的视听媒介，在经济运行、社会治理与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社会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逐渐成为在全球格局变动中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重要力量。因此，有必要以与社会现实紧密互动的视听传播为变革前沿，继承其实践传统，革新其育人机制，以充分适应新闻传播学科转型的关键发展命题。

　　数字时代视听传播教育的转型，是多维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方向。国家战略的引领、学科范式的演进与产业生态的变革，不仅为新形势下视听传播教育的转型确立了方向与目标，也为其实施提供了充分的政策支持、理论依据与实践动力。

　　从教育强国建设到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一系列国家战略赋予视听传播教育服务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牵引其通过系统性转型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随着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视听传播教育作为新闻传播学科中与技术浪潮密切接轨的前沿领域，唯有立足数字化、智能化特征日益凸显的全媒体视听传播实践并形成全方位变革，才能为一流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筑牢人才基础。

　　置身于深刻调整的全球竞争格局，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发展新动能同样是驱动视听传播教育转型的重要战略动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具体到视听传播领域，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对视听传播人才的知识结构、技术应用能力以及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视听传播教育亟须推动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到评价机制的整体性改造升级，为承载新质生产力的新型视听产业提供关键的人才要素供给。

　　此外，视听传播教育转型，也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迫切要求。视听内容以其直观生动的表达优势，能够有效跨越语言与文化壁垒，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培养既掌握数智技术又精通跨文化内容创作与传播的国际化视听传播人才，不仅是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现实需要，也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战略为视听传播教育转型提供了外部规范与牵引，而新文科建设带来的学科范式重构则为转型注入持续的内在动能。随着新发展环境对文科高等教育提出新要求，新文科建设的发展方略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2020年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指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4]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人文社会科学如果一味固守传统学科框架与研究范式，将严重削弱自身学术影响力与学科生命力，并有陷入边缘化困境的风险。在新文科视野下，以跨学科融合推动转型，成为视听传播教育提升人才培养竞争力、构建自主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文科无用论”的观点时有出现，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新闻传播学科更是面临诸多追问。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评价体系中受功利主义影响的学科偏见，但也客观反映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脱节，这一状况在视听传播教育领域同样显著。立足于传统广播电视学经验范畴和知识体系的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正面临日益突出的合法性危机。如果只是延续基于广播电视学的传统培养模式，或将严重制约视听传播人才接合社会发展现实的潜能释放。

　　当前，我国新文科建设已迈入2.0阶段，强调以复杂现实问题为导向推动深度的跨学科融合与创新，通过学科重塑实现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发展。[5]视听传播本就是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艺术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其教育体系顺应时代之变的转型，不仅有助于打破过去界限分明的学科壁垒，以知识的跨界流动和系统整合培育新闻传播学新的理论增长点，增强学科对智能传播、创意传播等新型传播形态的解释力，也能超越传统专业技能培养的单一化局限，通过践行知识生产与应用一体化理念的复合型能力塑造，培育兼具深厚理论素养、技术创新思维与实践操作能力的新文科人才。

　　数字视听产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生态重塑，新技术能力和新就业场景共同催生了视听传播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在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双重影响下，加快构建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视听传播教育必须通过创新转型加以应对的紧迫课题。

　　在技术层面，技术加速迭代呼唤能力结构升级。人工智能、大数据、扩展现实等新技术全面改造了视听内容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也对视听传播人才的技术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面向未来的新型视听传播人才，亟须超越传统的采编播技能，具备深度的数据素养与计算思维，能够熟练运用数据库、智能体等新型工具，以适应高科技、高效能的业态变革。在人文社会科学版图中，具有突出实践导向的新闻传播学向来是回应技术变迁的先行领域，而视听传播更是其中实现学科与技术发展深度融合的关键交汇点。然而，当前视听传播仍存在教学实践与数智技术前沿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人才技术能力不足等问题，而这也为教育教学体系将技术挑战转化为变革动力提供了现实契机。

　　在市场层面，媒介生态演进催生就业新场景。近年来，视听产业的转型升级正不断开辟更多就业新空间。然而，当前视听传播教育尚未实现教育教学体系与产业需求的有效衔接。就业市场中，大量岗位与社交媒体内容策划、短视频创意制作、直播运营、新媒体产品设计等互联网前沿领域密切相关，但专业教学中对此方面内容的融入却有明显不足。从教学实践中可见，教材更新滞后、教学重理论轻实践、课程设置与行业动态脱节等问题较为突出。据此，无论是激发视听传播的就业新活力，还是推动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都驱动着视听传播教育从根本上革新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实现人才培养的全面突破。

　　立足我国视听传播教育发展的现实土壤，综合政策引领、学科演进与产业驱动的多重动力，本文尝试构建以“场景—需求—能力”为核心框架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路径，以探索面向新发展阶段的视听传播教育实践方向。该框架遵循场景提出需求、需求塑造能力、能力赋能场景的内在逻辑，以教育赋能学生、学生赋能社会的双向价值实现为鲜明导向：一方面，视听传播教育通过精准对接社会场景、动态响应发展需求，系统构建面向数字时代视听传播的能力结构，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学生借助视听传播教育获得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可迁移知识与能力，能够有效驱动社会发展创新，同时又在此过程中推动社会场景发生新变化、催生新需求，从而实现培养闭环的持续优化与教育体系的升级。

　　基于“场景—需求—能力”的人才培养框架，面向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教育可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能力矩阵重塑与价值导向强化等维度协同推进转型，做到因时而变、因势而新，着力构建新型视听传播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体系。

　　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现实导向的视听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基于“场景—需求—能力”框架培养新时代视听传播人才的基石。扎根中国大地、兼具历史纵深与全球视野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成了视听传播教育对接复杂场景、塑造能力结构的坚实知识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全球三组基本关系。

　　其一，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适配关系。作为学科领域的视听传播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从广播电视到流媒体视听，鲜活立体的视听传播实践始终是推动其理论和知识创新的源头活水，但视听传播自身学理性较弱的争议却也长期存在。总体上，我国视听传播研究能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其知识生产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同本土媒介化实践对话的自主问题意识，但学科知识碎片化、知识体系更新滞后的问题依然突出。[6]自主知识体系以知识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为核心特征，同时强调知识组合形式上的体系化与系统化。[7]因此，扎根媒体深度融合、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沃土，视听传播理论研究应在同实践的积极互动中推进知识生产与理论检视，在“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响应现实”的双向赋能中，逐步构建系统完整的视听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其二，要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不断涌现的数字视听文化、智能视听等新现象、新发展，已鲜明地超越传统知识体系覆盖的解释范畴，数智化趋势也推动视听传播与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深化，这要求视听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保持充分的创新活力，以前瞻性和开放性视野从动态实践中不断识别新问题，生发新知识、提炼新理论[8]，通过知识模块体系化重组与跨领域知识整合，及时回应技术更迭与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知识需求。另一方面，无论内容形态、传播主体与渠道平台如何演进，优质视听内容始终是推动行业发展的核心，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和网络视听产业都以建设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和价值感召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根本导向。因此，视听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继承广播电视学过往在舆论引导、基层治理等领域积累的有益经验，把握好视听内容创作与传播的不变规律。

　　其三，要处理好本土与全球的互鉴关系。一方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摆脱对西方的知识依赖、回应中国问题为价值核心，视听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坚定文化自信，突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思维桎梏，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语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视听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为视听传播人才能力塑造提供精准有效的知识供给。另一方面，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绝非闭门造车，而是要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全球学术对话，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开放交融中确立自身的理论主体性与文化独特性。

　　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之上，视听传播教育转型的核心任务在于重塑学生的能力结构，使之能有效应对并适应数字时代高度复杂和流动的应用场景。从“场景—需求—能力”框架出发，新型视听传播人才所需具备的能力已演化为一个多层嵌套、动态调适的“能力矩阵”，可进一步拆解为认知层、创造层、实践层熊猫体育官方网站等能力模块。

　　在认知层面，应着重培养原理洞察与批判思维能力。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渗透加速了媒介业态更迭，但视听传播基本原理与批判性思维以其强大的可迁移性，成为处理各类视听任务的坚实认知基础。因此，视听传播教育应在课程设置、教学环节中注重对这类元认知思维的培育。一方面，通过贯通传统与现代、融合本土与国际的课程体系设计，深化对视听传播本体规律的学理化探究，使学生熟练掌握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以丰富多元的教学情境构建，引导学生面向视听传播的复杂问题域展开辩证思考，帮助其在信息过载与AI深度伪造泛滥的数字媒体环境中，以批判性思维核查事实、介入现实、推动进步，从而塑造技术难以替代的专业底色。

　　在创造层面，应着重培养叙事创新与人机协同能力。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性，源于其围绕信息流动所展开的叙事。[9]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视听生产传播的背景下，叙事能力的培养不仅未被削弱，反而构成了夯实视听传播教育主体性的关键支撑，是其专业核心素养的集中体现。对内，视听传播教育应在开设融媒体内容制作、数据可视化、交互设计等新型方法类课程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式教学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引导学生观照社会现实，借助跨媒介、跨平台的叙事创新，生产创作兼具思想性、情感性、艺术性与传播效能的优质视听作品；对外，随着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与话语博弈日益依赖视听媒介的叙事能力，必须加强对学生跨文化叙事能力的知识支撑与实践训练，使其能以兼具中国立场与国际表达的话语范式设置议题、讲好中国故事，引发国际受众的共鸣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面向未来传播的叙事创新，还需通过任务驱动式教学、项目制学习等方式，系统强化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引领构建健康的人机协作机制。尽管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极大拓展了视听叙事的创意边界与创作效能，但唯有坚守积极的价值导向与审美取向，才能避免叙事陷入内容同质化、价值观偏移等“工具依赖”的陷阱。

　　在实践层面，应着重培养生态化运营与跨领域协作能力。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呈现平台化、复合化与创新化特征的新型就业岗位，视听传播教育有必要将社交媒体运营、电商直播、产品设计等前沿业态全面纳入教学体系，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即可通过实训项目等形式接触真实受众与市场环境，从而积累实践经验、增强就业竞争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强调“从做中学”的“密苏里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运营着涵盖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商业新闻网站各类形态的五家媒体以及两家传播机构，为学生提供了锤炼实践能力的广阔平台。其中，在作为NBC附属电视台的KOMU电视台，选修制作课程的学生全面承担记者、撰稿人、制片人、摄影师、主播等各项职务，每日为密苏里州中部15个县的4万户家庭制作总计8小时的新闻节目[10]，节目质量和电视台广告收益直接挂钩。真实的工作场景与职业压力，有效促进了学生职业素养与实践技能的持续提升。此外，跨学科融合正成为教育创新的必然趋势，然而与西方教育强国相比，我国在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与实效转化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教育应积极回应大视听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整合跨学科教学资源、设立联合培养项目等途径，系统提升学生在复杂场景下的跨领域协作能力与综合素养。

　　在技术迭代加速、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视听传播教育的转型不仅关乎知识与能力的升级，更关乎价值内核的坚守。在构建“场景—需求—能力”培养闭环的过程中，明确的价值导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方向校准作用，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最终成效。

　　技术向善是面向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教育必须坚守的伦理底线。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固然带来了生产效率的颠覆式提升，但也引发了内容生成低质化、知识生产工具化等现象，全球范围内对其可能造成的价值消解风险的忧虑日益加深。指代人工智能批量生成低质量数字内容的“AI泔水”（slop）一词，甚至被韦氏词典与《经济学人》选为2025年度词汇。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传播失序、伦理失范等风险，视听传播教育应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人文价值深度融入教学全过程，发挥文科教育塑造人的基础作用，培养融通技术思维与人文关怀的新型视听传播人才。这一转型需直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为此，视听传播教育不仅要将AIGC技术原理、智能体应用、信息核查方法及技术伦理规范等内容系统性纳入课程体系，引导学生在掌握技术的同时树立对技术应用的批判性审视，使其成为技术的主动驾驭者而非被动接受者；更应通过情境式学习、项目制学习等教学赋能手段，使学生能够清晰、准确地识别应对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等技术伦理挑战，在丰富的视听传播实践中践行技术向善的价值追求。

　　社会治理介入是视听传播教育彰显公共价值的关键路径。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数字时代，短视频、直播、微短剧等以感官牵引为显著特征的视听形态，不仅是公众注意力的重要入口，更是视听传播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视听传播教育应着力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感，重点培养其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介入舆情治理、政务沟通等真实治理场景的能力，通过实务教学、田野课堂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将视听媒介的传播力、影响力转化为切实的社会治理效能。

　　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是视听传播教育赋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取向。国际传播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情感的连接、价值的共鸣与文明的对话。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共进，视听文化产品已成为最具感染力的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载体之一，视听传播能力也日益成为国际传播工作者的核心素养。尽管当前已有部分院校、专业与主流媒体共建如“多语种国际传播战略实验班”，以及开展相关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探索，但整体而言，现有教育教学体系对跨文化视听叙事能力的关注度仍显不足。基于此，需重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力、沟通力与传播力，积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浸润贯穿于从理论课堂到中外联合影像创作、国际竞赛、海外实习等真实情境的培养全流程，使学生不仅能用世界听得懂、易共鸣的视听语言传递中国声音，也能主动倾听并理解不同文明的声音，真正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践行者与推动者。

　　视听传播教育在数字时代的转型，不仅关乎学科自身的演进，更关系到未来传播格局的形塑、社会文化生态的建构以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的落地效能。着眼于“场景—需求—能力”人才培养模式，面向未来的视听传播教育需进一步从封闭线性培养转向开放动态调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塑造，从学科内部循环转向社会价值共创，进而在培养理念、实践逻辑与教学评价等维度实现系统性突破。

　　当前，人才培养的结构性脱节状况在视听传播领域仍普遍存在，既表现为传统育人模式滞后于快速迭代的应用场景，也体现在部分院校、专业为追逐热点而选择“脱实向虚”地密集开设新专业，导致人才的知识体系与能力结构同产业实际需求之间出现系统性错配。视听传播教育亟须改变以往相对封闭、线性的专业培养定式，转向构建具备高韧性与开放性的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实现人才供给与多维社会需求之间的精准衔接。

　　一方面，要主动预见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在学科规划、专业设置、课程开发等方面灵活响应技术演进、产业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动态需求。同时，通过递进式教育与更具弹性的模块化培养方案，因材施教、因势促学，在强化通用能力培育的基础上，支持学生根据兴趣和特长在不同节点灵活调整发展路径，激活个性化育人效能。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打破学科与行业壁垒，将专业教育有机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脉络，以“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教学机制激发多元主体协同活力，实现从资源共享到机制共建、价值共创的跃迁。例如，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海因茨学院与艺术学院联合开设的娱乐产业管理硕士项目，在融汇商业、管理、技术和创意等跨领域知识的同时，直接对接好莱坞实习资源，使学生能充分胜任电影、流媒体、游戏、音乐等文娱产业熊猫体育官方网站的管理岗位。[11]

　　在视听传播教育转型中，社会场景既是人才需求的起点，也是能力应用的终点。面向未来传播，视听传播教育应以场景需求为锚点拓展创新边界，依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计算机仿真等技术赋能，并与媒体、企业、社区等实体建立机制化连接，构建起联结课堂教学与数字治理、文旅推广、公益传播等多元场景节点的全景式教学网络。在这一网络中，课堂不再仅是知识传递的“孤岛”，更成为策划、研讨、模拟与反思的“中枢”。

　　通过系统设计具有挑战性与整合性的任务链，并辅以理论指引、工具支持与过程反馈，全景式教学综合运用案例教学、项目制学习、虚拟仿真教学、田野课堂等多种手段，在真实或高仿真社会场景中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帮助其建构理论框架与演练核心方法。基于这一设计，学生得以实现从学习者到积极行动者和价值创造者的身份转变，并在跨场景实践中持续建构并优化个性化的能力网络。例如，部分院校、专业开设的“重大主题融媒体报道与公共决策支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综合实务训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等教学项目，涵盖了综合性的知识模块，旨在综合培养学生的视听叙事、数据分析、团队协作与伦理判断等多维能力，有效提升了学生应对现实挑战所需的高阶素养。

　　教学评价是衡量教育转型质量的关键标尺。面向未来，视听传播教育应构建以实景化能力塑造为核心的立体化、过程性与发展性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超越以单一知识考核和封闭技能测试为主的传统评价模式。在该体系下，评价主体应从教师扩展至行业专家、产业对象、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评价标准需与市场需求和社会反馈紧密衔接，评价内容也应全面覆盖认知、创造、实践三层能力矩阵，尤其要注重考查学生在真实或高仿真复杂情境中定义问题、整合资源、创新解决方案并产生实际影响的能力。

　　例如，影视制作课程可以与互联网企业、专业影视机构、文旅企业等共建实训平台，通过举办品牌赛事、设立创作工坊、共建创作基地等方式以赛促学、以训代练，使学生创意直接接受市场检验，实现从输入式学习到创造性产出的跨越。同时，还应基于发展性导向实施全周期评价，借助项目日志、过程性答辩、同行评议等手段，持续追踪学生的思维演进、协作表现与成长轨迹，并通过实时诊断与反馈机制反向推动教学内容与方法优化。

　　需要注意的是，视听传播教育转型必须直面不同地区、院校之间教育资源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现实困境。在构建评价体系时，不仅应为资源相对薄弱的院校建立更注重服务区域发展实效的评价导向，还应积极推动师资、课程、技术工具等优质资源的开放共享，以构建更加均衡、包容、可持续的育人生态，更好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对视听传播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

　　【本文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基于‘北京大视听’建设经验的首都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创新机制研究”（编号：25LLWXC111）成果】

　　[1]王晓红，魏韬.中国视听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J].全球传媒学刊，2025,12(1):3-17.

　　[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公布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的通知[EB/OL].(2025-04-22)[2025-12-26].

　　[6]陈鹏，叶茜林.视听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路径探析[J].中国编辑，2024(09):12-18.

　　[7]高晓虹.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理念逻辑与行动方略[J].新闻传播学刊，2025,2(1):3-9.

　　[8]涂凌波，边歌.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视野下广播电视学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3(01):19-37.

　　[9] 周庆安，匡恺.人工智能冲击下新闻传播教育的认同构建[J].青年记者，2023(08):26-29.

　　（何天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何天平，李杭.连接与赋能：数字时代视听传播教育的“场景—需求—能力”转型[J].青年记者，2026(02):56-63.